凯鲁亚克接受《巴黎评论》访谈时，解释为什么从不修改自己作品，他打了个很好玩的比方：
你想想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，一个人在酒吧里给一大帮人讲一个又长又离奇的故事，所有人都在笑着听着，然后这人停下来纠正自己，回到前面一句话，把这句话改得更好，赋予它节奏性的思想影响……
他说他整个青年时代都荒废在慢条斯理的修改上，删来改去，最后搞得一天只能写一句话，这句话还不带任何自己的感情…他再也不要那样写东西了。
Vitalik 写了篇新文章，探讨了一些金融以外的区块链用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
比如在“负面声誉”的章节里，他构想了一种匿名的妓女客户声誉系统，一方面系统保护客户的隐私，另一方面系统又能够标记出那些曾经虐待过妓女的客人，让大家小心他。他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负面声誉的价值。
比如在“common knowledge”的章节里，他举了个非常有趣的政治用例：一组人想要为了一件事发声，但只有足够多的人一起发声，他们才愿意这么做。一种实现方式是，为特定声明创建一个 commitment pool，邀请其他人发布一条哈希表示自己同意（最开始是秘密的），只有足够多的人参与时，链上才会公布大家的立场。
读了一篇探讨身份的新论文 Decentralized Society: Finding Web3's Soul。
身份问题是 crypto 里的老问题，这篇论文牛就牛在，它提出了一种简单又可行的解决方案：把身份看作是一系列 “不可转移的 Token” 的集合。
换句话说，我不需要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只要看到你有什么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啥样的人。
而一旦能够辨认身份后，就可能解锁一堆新场景，比如：信用贷款、更先进的 DAO、NFT 作者身份的确认、钱包的社交恢复等等。
大家都说它是 V 神新论文，其实 Vitalik 只是合著，第一作者是经济学家 Glen Weyl。
读到一个关于程序的有趣观点，说程序不仅是对于机器的一系列指令，同时也可以看作对于用户的一系列指令。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把“用户”视作机器，你向他展示一个140字的输入框，这台叫用户的机器就会为你填上各种你意想不到的内容。
所以，软件的艺术实际上也是一种讲故事的艺术，你向用户展示一个可能的更好的世界，只需要讲一半的故事，用户会为你补上另外一半。
东亚地区乳糖不耐的比例居然高达 90%，就是大家都不能很好地消化牛奶，会腹泻之类的，我爸就是。
小婴儿体内有很多用来消化奶的乳糖酶（lactose）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这种酶会逐渐减少。缺少乳糖酶就不能很好地消化奶中的乳糖，俗称乳糖不耐。
欧洲和北美，在历史上一些时期大量依赖乳制品，所以他们乳糖不耐的比例较低。但在非洲、亚洲、南美，大家本来不怎么吃乳制品的地区，乳糖不耐很常见。
在戴高乐还是一个菜鸡的时候，写过一本书叫《未来的军队》，主张把坦克集中起来用，建立专门的机械部队。
这个想法是如此离经叛道，以至于在法国无人问津，甚至成为军中笑话。因为当时的坦克一般用来辅助步兵，每个部队配备少量坦克，还没有人把它集中起来用。且当时的坦克比较早期，经常出问题。
然而这本书在德国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古德里安如获至宝，在戴高乐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闪电战理论。靠着这种打法，短短一周就占领了法国。
对我来说，这件事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：
- 如果一个菜鸡发表了一个很奇怪很小众的观点，他不一定是错的。
- 未来的主流思想，现在大概已经存在，只是还很小众。
- 好的想法做出来才能发挥价值，光写出来容易成为笑话。
- 一个新技术，不能因为它不好用，而停止对它的思考。
我觉得 crypto/web3 时代脱颖出来的人物，跟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人物会很不一样。
比如说 Vitalik，他无疑是 web3 时代最牛逼的领导者。可是你把 Vitalik 和一个财富 500 强企业的老板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这俩人是很不一样的。Vitalik 很安静，不喜欢钱，不喜欢权力，甚至是厌恶权力。你很难想象传统企业的领导者会有这些特质。
我觉得这和 web3 的结构是有关系的。
在传统的商业中，你作为一个组织要活下来，你得让你的组织 profitable，而且权力会让这个组织变得稳定。
但在 web3 的完全开放的世界里，钱和权力反而变成了两个阻碍组织扩张的因素。
一个项目通常要让别人赚钱，而不是自己赚钱，大家才会用它。
一个项目通常得完全不把控任何权力，完全分解掉权力，别人才能安心用它。
（扩写后的啰嗦版本《加密时代的企业家》，发表于橙皮书 预言家周报#167期）
最近看了一部 1956 年的纪录片叫《毕加索的秘密》，当时的毕加索已经 75 岁了。其实全片非常无聊，就是记录毕加索画画，连画了几个小时。
但中间有一处非常有意思，导演停下来，问毕加索：“你累不累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”
毕加索说：“累了也没关系。我可以连着画一夜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”
在一栋大楼里，1 - 5 层是他们公司，他在 1 楼大厅，一张非常小非常破的电脑桌前办公。
那个办公桌有点像小学时机房的电脑桌，除了鼠标外，记事本也只能放一半，他的记事本是小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。
我说，我没想到你用这么小这么破的桌子。
他在纸上花了个图，是麦当劳的菜单，有各种鸡块、鸡翅、汉堡，然后问我：你有钱，你会点多少？
我说，够吃饱就行。
他说，对，够吃饱就行，所以跟你有多少钱是无关的。
看了汉斯季默关于《沙丘》配乐的一个访谈。
他说他小时候看的所有科幻片，配乐都是欧洲管弦乐，怎么回事，这不对吧，不同星球、不同文化、而且是未来，总该有点不一样的声音吧。
于是他们为此专门制作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新乐器，还运用了不少软件技术，发出一些人们没听过的声音，才把他小时候心目中厄拉克斯应该有的声音给做了出来。
今天读到一段话，探讨艺术家和学者对于“观点表达”的差异，艺术家总是强烈地表达自己，而学者则倾向于留有余地，甚至回避表达：
几年前我把几本里面有许多艺术家访谈内容的书给了我朋友。令他讶异不已的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一切都有那么多看法。他来自学术界，而学者向来就不会对任何东西有强烈的意见，至少在表达时不会让人觉得他们坚持那些意见。 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博士学位，理由之一是因为他学会了在面对议题时不坚持反对某种看法。但是那本书里面却有来自各个不同时代的艺术家，他们总是自由地表达想法，该给意见时从不回避。这只反映出职业上的差异吗？
如果艺术家想要达到艺术表现的高峰，该给意见时他们就不能回避。在艺术的传统中，他们不只必须进行各种评断，也该真诚地表达。艺术家学会了正视自己的愿景与现状，毫不妥协。如果他们做不到，就没办法创造出真正的艺术作品。
这让我想起，姜文每次的访谈里，总会说他妈的。我忽然理解了。对啊，如果连他妈的都不说，怎么能说是真诚地表达自己呢？
Fridman 访谈了黑客大佬 George Hotz。
探讨工作设备，Fridman 问，你喜不喜欢那种一堆显示器，牛逼的键盘什么的。
Hotz 说：
这些东西挺好的，但如果你问这些东西是否会解锁你更多的生产力，我的答案是不会，根本不会。当我抱着台 Macbook Air 缩在酒店角落里工作，绝对会更有效率。
探讨学习编程的方法：
我认识的所有牛逼程序员都是以同一种方式学习编程的：他们想做一样东西，然后他们去做了，然后他们琢磨，啊，要是电脑来做就好了。他们就是这样学会的，持续地推进项目，在这个过程中学习。
探讨给别人建议：
经常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，但我的反应通常是：相信我，你在 Google 上搜出来的答案，比我能告诉你的任何答案都要好的多。
今年读书比往年多，而且读的蛮开心，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取消了待读列表。
往年在 Notion 里我有一个列表，上面是我想读的书。但我发现这个表有一个神奇的现象，那就是我实际很少读里面的书，而读完的条目往往是读完以后才加上去的。
于是我今年去掉了这个待读列表，读完一本再决定下一本读什么。效果出人意料的好。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《写出我心》，果然别太正经才能更好地做事情。
从打字机到个人电脑之间，有一个过渡产品，叫做 文字处理机（word processor machine）。它是一种带了 CPU 和内存的打字机，因而有一些附加功能如存储、编辑，一出现就很受商业用户欢迎。
70 年代末，苹果和微软刚成立时，恰是文字处理机卖的最火的时候，王安电脑 作为最大的文字处理机生产商赚了很多钱，一度登上福布斯第五位。相比之下个人电脑在当时简陋得像玩具，功能上要啥没啥，商业用户不屑用这个。
然而个人电脑的发展太快了。80 年代，大家都来改进它的硬件设计，加上它是一个通用平台，上面涌现了源源不断的软件应用，包括各种文字处理软件，功能上很快就超过了传统的文字处理机。几年后文字处理机就淡出了市场，王安电脑也最终破产。
这件事情给我两个感悟。
首先，一个过渡性的东西，它可能当下很火，但不代表它就是未来，这在 crypto 这种萌芽期的行业格外常见。
然后，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，像苹果、微软这种后来的老大哥，他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文字处理机这种过渡产品。没有来自过去客户的束缚，可以更自由地思考产品，我觉得他们是 computer native 的（我发明的词）。事实上一模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电报/电话上，西联公司作为电报巨头，它过于在乎电报客户的看法（无需传递声音），以至于完全错过了规模大得多的电话业务。
上世纪 20 年代时，为了避免审查，又能招揽读者，报刊业出现了一种忏悔杂志（confession magazine）。
最典型的是《真实故事（True Story）》杂志，它接受读者投稿，大部分是妇女，讲述自己秘密的故事。它看起来是一本严肃期刊，实际上充斥着色情故事。
结果它一下子就变成了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刊，1919 年创刊，到 1926 年时发行量达到了 200 万份，创下了当时杂志史上的最快增长记录。
上世纪前 40 年里美国经历了一场住宅电气化的革命，电力被接入到了家家户户。在变革很早期的时候，电冰箱、洗衣机、电炉、电熨斗就被发明出来，但普及得很慢，一直没有进入普通家庭。
原因是最初进户的电线只是用来照明的，很容易损坏，根本吃不消那种大功率电器。而且当时连标准化的电源插头和插座也没有。甚至连电压也不是统一的。
后来三四十年代，电力基础设施得到完善，这些问题被解决后，各种家用电器才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。
可见基础设施还是很重要（这让我想到现阶段的 crypto）。
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，除空调外，几乎所有的常见家用电器都是 1940 年前发明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场变革中，大家把能发明的东西都给发明出来了。
波士顿在 19 世纪末颁布过一条贼夸张的法令，“没有医生允许，禁止在家洗澡”。
原因是当时自来水管道刚开始铺设，但铺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水是能进入家家户户了，但是没地方出去。暴增的家庭污水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。直到后来污水管道系统建设后，才得到缓解。
1
opyn 是一个以太坊上的期权交易所。期权比较复杂，门槛高，所以用的人比较少，去年年初的时候每天交易量才几千万。
当时还有个竞争对手叫 Hegic，做的事情跟 opyn 差不多，也是去中心化期权，但市场份额要大很多，接近 80%。
到 4 月份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 Ribbon 的项目。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，用户把钱存它那，它拿钱去做基于期权的套利。对用户来说，这个产品比期权简单多了，只要存钱即可，而且能看到 APY。所以一下子就很受欢迎。
而 Ribbon 的期权用的就是 opyn，导致的结果就是，因为 Ribbon 的爆火，短短几个月，opyn 的市场份额从 25% 上升到了 94%，一下子变成了行业龙头。Ribbon 贡献了 opyn 里绝大部分的交易量。
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，事实上，Hegic 的期权产品很灵活，UI 也更易用，在去年年初占了更大的市场份额，但为什么 Ribbon 选择了 opyn 而不是 Hegic 呢？
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，Hegic 里的期权是没法转移和交易的，这就导致它的流动性很不好，在后来的版本里有改掉，而 Opyn 的期权从一开始就是 ERC20 代币，可以自由地流动和交易。所以可见，他们对于可组合性重要程度的理解完全不一样。
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到可组合性的威力，另一方面，作为协议团队，要抛开 web2 那种只关注人类用户的思路，而把它看作公共设施，让它的可组合性最大化（本质是因为其他协议也会是你的用户）。
2
再举个例子，也蛮有意思的。
永续合约协议 Perp 的 v1 是部署在 xdai（现在叫 Gnosis Chain） 上的，一度贡献了 xdai 整个链超过 90% 的交易量。
然而它的 v2 却部署在了 Arbitrum 和 Optimism 上，为什么呢？
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，Perp v2 是基于 Uniswap v3 做的，而 xdai 上没有 Uni，所以他们只能部署在其他有 Uni 的链上。
Gnosis 团队很着急这个事儿，听说他们在竭力把 Uni 拉到 xdai 上来，只有 Uni 过来了，perp v2 才有可能过来。
3
这可以说是一种协议之间的网络效应，web2 只关注用户的网络，而 web3 是协议与协议之间的网络。
我认为协议在考虑增长时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考虑其他协议对自己的使用。也就是说：我如何确保，其他协议要使用的时候，会选择我们？
答案就是，我们要尽可能地：permissionless、trustless、unstoppable。这些要素是 web2 不会考虑的，但对于 web3，对于协议之间的网络效应，却是必要的。
很神奇的是，这就是以太坊最初的那套价值观。
（发表于橙皮书 预言家周报#158期）
最近读了一本有趣的小书叫《写出我心》，说是教写作，却聊了很多禅宗的东西。
下面这几段我印象深刻：
写作时，不要说“我将写作一首诗”。这种心态会使你当场呆掉。 尽量不对自己有所期许，坐在桌前，说：“我有写出世上最烂的垃圾的自由。” 你必须给自己空间，没有目的，痛快地写。我过去的一些学生说，他们决定创作伟大的美国小说，但连一行也没写出来。要是你每一回一坐下，都期待着要写出伟大作品的话，写作带给你的，永远只有大大的失望。此外，那份期待也会让你迟迟无法动笔。
有时候，有人会买高价的硬皮记事本，庞大又笨重，而且因为本子外观精巧好看，你会以为非得在上头写些好文章才配。 相反地，你应该觉得，就算在纸上写下全世界最烂的垃圾文字也没关系。给自己宽阔的空间来钻研写作，便宜的活页笔记本会让你觉得，你很快便可以将它填满，然后另买一本。此外，这种笔记本也易于携带。（我常买笔记本大小的皮包。）
加菲猫、大青蛙剧场、米老鼠、星际大战等，我爱用这种封面很好笑的笔记本。每年九月开学时，这类笔记本就会上市，售价比一般的活页笔记本贵一点，可是我喜欢它们。打开史奴比封面的笔记本很难叫我太过一本正经。
我自己也深有体会，大到做产品，小到记笔记，想太多都只会成为阻碍。历来许多优秀的产品或项目，最初往往都是闲暇时间瞎搞搞的 side project。好的创作需要这种“写出最烂的垃圾的自由”。
碰巧，我爸也跟我讲了个有趣的事情。他说，颜真卿有一个作品叫《祭侄文稿》。它原本只是一个草稿，所以瞎鸡巴写，上面各种涂涂改改圈圈。却因此写的非常精彩，有很多妙笔，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，仅次于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
2/14 补充：
我跟我爸说，我博客里写了颜真卿的故事，他马上又给我讲了王羲之的故事。他说，《兰亭序》是王羲之在聚会喝酒时写的，喝醉了一顿写。后来酒醒以后，他就想把它重写一下，写得更好一点，不要那些涂涂改改的地方，结果写了好几遍，却怎么也写不到最初那么好。
听了一期古老的 podcast，DegenSpartan 讲了个很有趣的事情。
Hasu 问他是怎么投资的。
DS 说，我的做法一般是找到那些非常小众的看法，做投资就是搞清楚它们是否具备撼动市场的要素。这基本上意味着我在那些高手没关注的细分角落里做研究，他们的注意力还没到那里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跟那些比我聪明的人竞争，在一场公平对决里他们肯定会把我打趴，我赢他们靠的是玩一个他们还不知道存在的游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