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戴高乐还是一个菜鸡的时候，写过一本书叫《未来的军队》，主张把坦克集中起来用，建立专门的机械部队。
这个想法是如此离经叛道，以至于在法国无人问津，甚至成为军中笑话。因为当时的坦克一般用来辅助步兵，每个部队配备少量坦克，还没有人把它集中起来用。且当时的坦克比较早期，经常出问题。
然而这本书在德国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古德里安如获至宝，在戴高乐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闪电战理论。靠着这种打法，短短一周就占领了法国。
对我来说，这件事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：
- 如果一个菜鸡发表了一个很奇怪很小众的观点，他不一定是错的。
- 未来的主流思想，现在大概已经存在，只是还很小众。
- 好的想法做出来才能发挥价值，光写出来容易成为笑话。
- 一个新技术，不能因为它不好用，而停止对它的思考。
最近看了一部 1956 年的纪录片叫《毕加索的秘密》，当时的毕加索已经 75 岁了。其实全片非常无聊，就是记录毕加索画画，连画了几个小时。
但中间有一处非常有意思，导演停下来，问毕加索：“你累不累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”
毕加索说：“累了也没关系。我可以连着画一夜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”
在一栋大楼里，1 - 5 层是他们公司，他在 1 楼大厅，一张非常小非常破的电脑桌前办公。
那个办公桌有点像小学时机房的电脑桌，除了鼠标外，记事本也只能放一半，他的记事本是小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。
我说，我没想到你用这么小这么破的桌子。
他在纸上花了个图，是麦当劳的菜单，有各种鸡块、鸡翅、汉堡，然后问我：你有钱，你会点多少？
我说，够吃饱就行。
他说，对，够吃饱就行，所以跟你有多少钱是无关的。
看了汉斯季默关于《沙丘》配乐的一个访谈。
他说他小时候看的所有科幻片，配乐都是欧洲管弦乐，怎么回事，这不对吧，不同星球、不同文化、而且是未来，总该有点不一样的声音吧。
于是他们为此专门制作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新乐器，还运用了不少软件技术，发出一些人们没听过的声音，才把他小时候心目中厄拉克斯应该有的声音给做了出来。
今天读到一段话，探讨艺术家和学者对于“观点表达”的差异，艺术家总是强烈地表达自己，而学者则倾向于留有余地，甚至回避表达：
几年前我把几本里面有许多艺术家访谈内容的书给了我朋友。令他讶异不已的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一切都有那么多看法。他来自学术界，而学者向来就不会对任何东西有强烈的意见，至少在表达时不会让人觉得他们坚持那些意见。 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博士学位，理由之一是因为他学会了在面对议题时不坚持反对某种看法。但是那本书里面却有来自各个不同时代的艺术家，他们总是自由地表达想法，该给意见时从不回避。这只反映出职业上的差异吗？
如果艺术家想要达到艺术表现的高峰，该给意见时他们就不能回避。在艺术的传统中，他们不只必须进行各种评断，也该真诚地表达。艺术家学会了正视自己的愿景与现状，毫不妥协。如果他们做不到，就没办法创造出真正的艺术作品。
这让我我想起，姜文每次的访谈里，总会说他妈的。我忽然理解了。对啊，如果连他妈的都不说，怎么能说是真诚地表达自己呢？
Fridman 访谈了黑客大佬 George Hotz。
探讨工作设备，Fridman 问，你喜不喜欢那种一堆显示器，牛逼的键盘什么的。
Hotz 说：
这些东西挺好的，但如果你问这些东西是否会解锁你更多的生产力，我的答案是不会，根本不会。当我抱着台 Macbook Air 缩在酒店角落里工作，绝对会更有效率。
探讨学习编程的方法：
我认识的所有牛逼程序员都是以同一种方式学习编程的：他们想做一样东西，然后他们去做了，然后他们琢磨，啊，要是电脑来做就好了。他们就是这样学会的，持续地推进项目，在这个过程中学习。
探讨给别人建议：
经常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，但我的反应通常是：相信我，你在 Google 上搜出来的答案，比我能告诉你的任何答案都要好的多。
今年读书比往年多，而且读的蛮开心，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取消了待读列表。
往年在 Notion 里我有一个列表，上面是我想读的书。但我发现这个表有一个神奇的现象，那就是我实际很少读里面的书，而读完的条目往往是读完以后才加上去的。
于是我今年去掉了这个待读列表，读完一本再决定下一本读什么。效果出人意料的好。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《写出我心》，果然别太正经才能更好地做事情。
从打字机到个人电脑之间，有一个过渡产品，叫做 文字处理机（word processor machine）。它是一种带了 CPU 和内存的打字机，因而有一些附加功能如存储、编辑，一出现就很受商业用户欢迎。
70 年代末，苹果和微软刚成立时，恰是文字处理机卖的最火的时候，王安电脑 作为最大的文字处理机生产商赚了很多钱，一度登上福布斯第五位。相比之下个人电脑在当时简陋得像玩具，功能上要啥没啥，商业用户不屑用这个。
然而个人电脑的发展太快了。80 年代，大家都来改进它的硬件设计，加上它是一个通用平台，上面涌现了源源不断的软件应用，包括各种文字处理软件，功能上很快就超过了传统的文字处理机。几年后文字处理机就淡出了市场，王安电脑也最终破产。
这件事情给我两个感悟。
首先，一个过渡性的东西，它可能当下很火，但不代表它就是未来，这在 crypto 这种萌芽期的行业格外常见。
然后，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，像苹果、微软这种后来的老大哥，他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文字处理机这种过渡产品。没有来自过去客户的束缚，可以更自由地思考产品，我觉得他们是 computer native 的（我发明的词）。事实上一模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电报/电话上，西联公司作为电报巨头，它过于在乎电报客户的看法（无需传递声音），以至于完全错过了规模大得多的电话业务。
上世纪 20 年代时，为了避免审查，又能招揽读者，报刊业出现了一种忏悔杂志（confession magazine）。
最典型的是《真实故事（True Story）》杂志，它接受读者投稿，大部分是妇女，讲述自己秘密的故事。它看起来是一本严肃期刊，实际上充斥着色情故事。
结果它一下子就变成了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刊，1919 年创刊，到 1926 年时发行量达到了 200 万份，创下了当时杂志史上的最快增长记录。
上世纪前 40 年里美国经历了一场住宅电气化的革命，电力被接入到了家家户户。在变革很早期的时候，电冰箱、洗衣机、电炉、电熨斗就被发明出来，但普及得很慢，一直没有进入普通家庭。
原因是最初进户的电线只是用来照明的，很容易损坏，根本吃不消那种大功率电器。而且当时连标准化的电源插头和插座也没有。甚至连电压也不是统一的。
后来三四十年代，电力基础设施得到完善，这些问题被解决后，各种家用电器才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。
可见基础设施还是很重要（这让我想到现阶段的 crypto）。
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，除空调外，几乎所有的常见家用电器都是 1940 年前发明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场变革中，大家把能发明的东西都给发明出来了。
波士顿在 19 世纪末颁布过一条贼夸张的法令，“没有医生允许，禁止在家洗澡”。
原因是当时自来水管道刚开始铺设，但铺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水是能进入家家户户了，但是没地方出去。暴增的家庭污水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。直到后来污水管道系统建设后，才得到缓解。
1
opyn 是一个以太坊上的期权交易所。期权比较复杂，门槛高，所以用的人比较少，去年年初的时候每天交易量才几千万。
当时还有个竞争对手叫 Hegic，做的事情跟 opyn 差不多，也是去中心化期权，但市场份额要大很多，接近 80%。
到 4 月份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 Ribbon 的项目。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，用户把钱存它那，它拿钱去做基于期权的套利。对用户来说，这个产品比期权简单多了，只要存钱即可，而且能看到 APY。所以一下子就很受欢迎。
而 Ribbon 的期权用的就是 opyn，导致的结果就是，因为 Ribbon 的爆火，短短几个月，opyn 的市场份额从 25% 上升到了 94%，一下子变成了行业龙头。Ribbon 贡献了 opyn 里绝大部分的交易量。
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，事实上，Hegic 的期权产品很灵活，UI 也更易用，在去年年初占了更大的市场份额，但为什么 Ribbon 选择了 opyn 而不是 Hegic 呢？
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，Hegic 里的期权是没法转移和交易的，这就导致它的流动性很不好，在后来的版本里有改掉，而 Opyn 的期权从一开始就是 ERC20 代币，可以自由地流动和交易。所以可见，他们对于可组合性重要程度的理解完全不一样。
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到可组合性的威力，另一方面，作为协议团队，要抛开 web2 那种只关注人类用户的思路，而把它看作公共设施，让它的可组合性最大化（本质是因为其他协议也会是你的用户）。
2
再举个例子，也蛮有意思的。
永续合约协议 Perp 的 v1 是部署在 xdai（现在叫 Gnosis Chain） 上的，一度贡献了 xdai 整个链超过 90% 的交易量。
然而它的 v2 却部署在了 Arbitrum 和 Optimism 上，为什么呢？
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，Perp v2 是基于 Uniswap v3 做的，而 xdai 上没有 Uni，所以他们只能部署在其他有 Uni 的链上。
Gnosis 团队很着急这个事儿，听说他们在竭力把 Uni 拉到 xdai 上来，只有 Uni 过来了，perp v2 才有可能过来。
3
这可以说是一种协议之间的网络效应，web2 只关注用户的网络，而 web3 是协议与协议之间的网络。
我认为协议在考虑增长时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考虑其他协议对自己的使用。也就是说：我如何确保，其他协议要使用的时候，会选择我们？
答案就是，我们要尽可能地：permissionless、trustless、unstoppable。这些要素是 web2 不会考虑的，但对于 web3，对于协议之间的网络效应，却是必要的。
很神奇的是，这就是以太坊最初的那套价值观。
（发表于橙皮书 预言家周报#158期）
最近读了一本有趣的小书叫《写出我心》，说是教写作，却聊了很多禅宗的东西。
下面这几段我印象深刻：
写作时，不要说“我将写作一首诗”。这种心态会使你当场呆掉。 尽量不对自己有所期许，坐在桌前，说：“我有写出世上最烂的垃圾的自由。” 你必须给自己空间，没有目的，痛快地写。我过去的一些学生说，他们决定创作伟大的美国小说，但连一行也没写出来。要是你每一回一坐下，都期待着要写出伟大作品的话，写作带给你的，永远只有大大的失望。此外，那份期待也会让你迟迟无法动笔。
有时候，有人会买高价的硬皮记事本，庞大又笨重，而且因为本子外观精巧好看，你会以为非得在上头写些好文章才配。 相反地，你应该觉得，就算在纸上写下全世界最烂的垃圾文字也没关系。给自己宽阔的空间来钻研写作，便宜的活页笔记本会让你觉得，你很快便可以将它填满，然后另买一本。此外，这种笔记本也易于携带。（我常买笔记本大小的皮包。）
加菲猫、大青蛙剧场、米老鼠、星际大战等，我爱用这种封面很好笑的笔记本。每年九月开学时，这类笔记本就会上市，售价比一般的活页笔记本贵一点，可是我喜欢它们。打开史奴比封面的笔记本很难叫我太过一本正经。
我自己也深有体会，大到做产品，小到记笔记，想太多都只会成为阻碍。历来许多优秀的产品或项目，最初往往都是闲暇时间瞎搞搞的 side project。好的创作需要这种“写出最烂的垃圾的自由”。
碰巧，我爸也跟我讲了个有趣的事情。他说，颜真卿有一个作品叫《祭侄文稿》。它原本只是一个草稿，所以瞎鸡巴写，上面各种涂涂改改圈圈。却因此写的非常精彩，有很多妙笔，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，仅次于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
2/14 补充：
我跟我爸说，我博客里写了颜真卿的故事，他马上又给我讲了王羲之的故事。他说，《兰亭序》是王羲之在聚会喝酒时写的，喝醉了一顿写。后来酒醒以后，他就想把它重写一下，写得更好一点，不要那些涂涂改改的地方，结果写了好几遍，却怎么也写不到最初那么好。
听了一期古老的 podcast，DegenSpartan 讲了个很有趣的事情。
Hasu 问他是怎么投资的。
DS 说，我的做法一般是找到那些非常小众的看法，做投资就是搞清楚它们是否具备撼动市场的要素。这基本上意味着我在那些高手没关注的细分角落里做研究，他们的注意力还没到那里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跟那些比我聪明的人竞争，在一场公平对决里他们肯定会把我打趴，我赢他们靠的是玩一个他们还不知道存在的游戏。
最近读 理查德・道金斯 的名著《自私的基因》，有段内容很有趣。为了解释基因对躯体的控制，作者举了科幻小说《仙女座的 A》的例子。
故事在说，仙女座里有一个文明，要传播自己的文化到别的世界。但宇宙太大，信号传到哪都要几百年，没法通信。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，录了一段内容循环地广播给全宇宙。这段内容是一串编码，教人从头搭建一台牛逼的计算机，及如何为它编写程序。故事的开头，英国的天文台偶然间捕获信号，并且造出了这台计算机，结果这台强大的计算机直接统治了人类，差点毁灭全人类。
故事里，仙女座对于信号到了哪，是否被执行，是完全不知道的，但却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。道金斯举这个例子是说，这也是基因控制躯体的方式。基因通过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来间接控制躯体，实际的行动反应都是躯体自己在做出，基因只是在制造躯体时做一些 “战略性” 的指导部署。
最近听了一期 ENS 创始团队的访谈，谈到关于怎么决定空投机制，Brantly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
“我们不是在奖励用户，也不是在回馈社区，我们根本不关心那些。我们只是在实行去中心化的治理，所以我们要把投票权交到合适的人手上。”
他这么一说，我突然顿悟了。
这就跟你去构建一个董事会一样，这些人决定了你项目的发展方向，所以你肯定不希望傻逼和坏人在这个董事会里。所以你会尽力把投票权交给那些价值观接近，且真正关心项目的人。
这个过程确实跟“奖励用户”没啥关系，大部分人都误解了。
有用户抱怨说，我注册了这么多域名，花了这么多gas，你都不多投给我点。Nick 说：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不关心这个。
前凯尔特人主教练 Doc Rivers 纪录片《The Playbook》
-
凯尔特人的主场挂着16面过去的总冠军锦旗，都是几十年前获得的。主教练 Doc Rivers 为了让大家意识到，我们什么成就都还没有取得，要把目标聚焦在总冠军上，他就弄了个聚光灯，24小时不停地打在锦旗旁边的空位置上，意思是这个位置要放上一面我们锦旗。
-
“Pressure is a privilege.” Doc 小时候喜欢看拳王阿里的比赛，他说，当拳王并不意味着不挨打，恰恰相反，一直在挨打，就看你能挨多少打，同时你还得往前进。
朋友 给我发了一个关于 Optimism 的 神奇故事。Optimism 是以太坊的一个二层网络。他们团队当时在做 EVM 到 OVM 到转译，很困难，搞不定，而且 deadline 快到了。
这时有一天，他们在一家餐馆偶然遇到了黑客大神 George Hotz，他之前成功地破解了 iPhone 和 Play Station。
他们向 George 解释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和遇到的问题。最终，George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，将原来的 5000 行代码简化成了只有 300 行的优美实现。
团队成员说：“那一刻，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是虚拟的，而 George 只是在这个虚拟世界中闲逛，我们给了他一个支线任务。”
我发现 写文章比较平实易懂说人话的，通常是这个机构的一把手，比如巴菲特，比如 Chris Dixon，比如乔布斯，比如毛泽东，比如 Paul Graham。
我最初发现这一点，是因为我发现芒格的东西很不好读。《穷查理宝典》我尝试了多次都没有读完，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段位不够，不能领会其中的美妙，但相比之下，《巴菲特致股东的信》我一个晚上就能听完一遍。
前一阵读到了 A16Z 的某个人写的文章，我觉得不太好读，一看作者，果然不是 Chris Dixon。
苹果的发布会也是，以前乔布斯的发布会你可以很清晰地回忆起来他讲了什么，但库克的发布会，很多时候我听完后只记得一堆 “amazing” “powerful” “wonderful”……